富士康为苹果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13920名美国员工中，30%是生产工人（人均年薪47640美元）；7789名为“零售业和其他非专业性的”工人（他们的平均年薪是25580美元）；还有6101名专业工人，即负责调查和研发工作的管理层和工程师。

后一领域的工人收入占据了国内全部工资总额的2/3还多，平均年薪8.5万美元。与此同时，12250名中国生产工人的工资是年薪1540美元或周薪30美元，仅仅是美国零售业工人平均工资的6%、生产工人的3.2%、专业工人的1.8%。

在美国，从事iPod产业的雇佣工人数量与中国接近，但是，美国的薪资总额达到了7.19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900万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披露了苹果的最新产品，揭示了令人震惊的差距：
“2007年，iPhone在美国市场闪亮登场，据估计，当年的销量是300万部，2008年是530万部，2009年是1130万部。”

每部iPhone的总生产成本是178.96美元，售价500美元，产生的64%的毛利润将由苹果公司、批发商和美国政府共同享有，所有这些看似增长的价值都由美国催生。报告的主要焦点在iPhone的生产对美中贸易逆差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
“iPhone引起的贸易逆差是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零部件的结果”。

然而中国工人
“对每部iPhone的付出只有6.5美元，大约占总生产成本的3.6%”。

因此，超过96%的iPhone出口值由零部件的再出口创造，这些零部件在第三世界国家生产，全部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中，但是却对中国的GDP没有任何贡献。

这让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人员联想到一个场景，即苹果公司将组装生产线转移到美国。他们认为，美国工资比中国工资高十倍，美国工人会像富士康工人一样紧张地工作，并且预估：
“如果iPhone在美国组装的话，总成本将上升至65美元（在中国是6.5美元），即使这样，苹果公司还有50%的利润空间”。

他们最后呼吁苹果公司要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放弃一小部分利润，与低技能的美国工人共享”。他们因而建议苹果公司帮助急需提升的中国经济，把1100亿美元现金储备分给富士康工人。


苹果公司的iPhone以夸张和极端化的形式表现出了这样一种普遍趋势和基本关系。

2010年，鸿海创利24亿美元，每位员工收入2400美元，与之相比，苹果公司的6.3万名员工（4.3万名在美国）人均收入26.3万美元，到2012年，这个数字预计要上升到40.5万美元。

2011年3月11日，鸿海的股价市值369亿美元，而苹果没有自己名下的工厂，却值3243亿美元。此后，苹果的股价一路飙升，市值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

与此同时，一项名为“装配工的痛楚与品牌价值之间的悖论”的研究显示，鸿海的利润和股价已被中国日益上涨的工资牵制，鸿海承认正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工人战斗性不断上升，合同要求日益繁琐，苹果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精细复杂，组装时间被不断延长。

2005年后，苹果的股价翻了十多倍，而在2006年10月到2011年1月间，鸿海股价却大幅下跌，降幅逼近80个百分点。2011年8月，《金融时报》报道说，
“与去年同期相比，人均成本整整上涨了三分之一，接近2900美元。员工总工资2.72亿美元，几乎是毛利润的两倍……大陆工资上涨紧紧压缩着世界上最大的电子设备制造合同商的固定营业利润率……从10年前的4%～5%到现在的1%～2%”。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邝彦晖认为，为了降低对越来越难以驾驭的深圳工厂员工的依赖性，寻求更加廉价的劳动力，鸿海：
“投入巨资将生产从中国沿海地区转向内地，并开始不断提高工厂的自动化能力。结果，微薄的利润在去年进一步缩减”。

急剧上升的工资、巨额的资本投入，再加上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无情地削减成本，更悲惨的是，这是一种慢性病，鸿海和中国主要出口市场都已陷入其中。邝彦晖推断：
“不难看出为什么郭台铭的燃眉之急就是在内地工厂建立之后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

尽管数十年以来美国的工资水平处于停滞状态，而中国的工资水平却不断提高，但即使根据购买力平价进行了调整之后，两者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一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的研究估计，2009年两者之间的比率约为16：1，如果用通行的汇率水平进行对比，那么两者之间的比率将升至37：1。这正是美国、欧洲及日本的公司以此来权衡是否将其生产外包的因素。

但是，超低工资水平并不是吸引那些渴求利润的西方公司的唯一因素，工人的灵活性及其能够承受的工作强度也是吸引它们的因素。在《纽约时报》上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中，查尔斯·杜希格和基斯·布拉德舍对此进行了清晰的阐释。

苹果公司的一位前行政主管描述了公司是如何利用一个中国的工厂在iPhone即将上市的前几周进行产品翻修的。苹果公司在最后一刻对iPhone的屏幕进行了重新设计，因而生产线不得不对产品进行彻底翻修。新的屏幕在接近午夜时分才抵达工厂。

一个领班根据行政主管的命令，叫醒了公司宿舍的8000名工人。每位员工领取了一块饼干和一杯茶，进入了工作站并在半小时内开始了12小时的轮换工作——将玻璃屏幕换成斜面框架。

在96个小时内，该工厂每天的iPhone产量超过了1万部。


价值增值还是价值掠夺？

我们必须更深入地考察GDP——从本质上来看，它是一个国家内部所有企业生产的“附加值”的总和。因而GDP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附加值。附加值就是投入与产出的差额部分。

产出价格超过投入价格的部分将会自动且精确地等同于“每一个企业”在“自身的”生产过程中所生产出来的价值。而且这个超额部分不会流向其他企业，也不可能从其他企业获取。

我们可以看到，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个“黑匣子”——我们从中所知道的全部就是投入与产出，同时它也是一个同其他“黑匣子”相互隔绝的密闭体。因为在这里面没有价值的转移或由于利润竞争而对价值的重新分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拒绝这种荒谬论调并且提出了一个与此根本不同的观点——价值增值实际上就是价值掠夺。

GDP的统计数据度量的是企业获得的所有经济附加值的份额，它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一个企业内部雇佣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坚持认为，很多据说是生产附加值的企业都是在从事非生产性的活动（例如金融业）以及根本不创造价值的管理行业。

GDP屡遭诟病，这是因为它在度量中漏掉了“国内生产”部分——所谓的“外部效应”，例如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和传统社会的衰落。

还有就是它划定了“生产边界”，从而排除了所有发生在商品经济之外的那些生产性活动，特别是家务劳动。

GDP这一概念从来没有因其度量的对象而受到系统的批判，甚至也没有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主流的异端评论家的批判。

这部分是由于边际价值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有一点是一致的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揭示了单个商品的销售价格总是有规律地偏离其生产价值，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所有这些单个商品的价格同价值相背离的情形最终会趋于平衡。大致来说，总价值“等于”总价格。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如果一个公司（也就是一个生产过程）生产的价值可以体现到其他公司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中，那么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发生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的企业之间，特别是在全球化生产的时代。换句话说，正如戴维，哈维曾推测的那样，
“地域性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可能）同剩余价值的分配相背离”。
因而GDP的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就更进一步地偏离了其客观目标——大致精确地对一个国家的生产进行估算（实际上它从来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反而变成了一道幕障，从而掩盖了北方国家的资本与南方国家的活劳动之间不断增长的寄生和剥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