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士康，怎样过得“比较幸福”
流水线上机械化的劳动让人变得麻木，有些普工曾这样总结自己的生活：“每天下班回宿舍，就感觉自己又死了一点。其他感觉，什么都没了。”
龙舞今年26岁，在富士康普工中已经算是“一大把年纪”了。他的QQ头像是18岁时的自己，照片像素很低，鲜艳的亮红色上衣衬得脸色发黑，背景上还有“兄弟一辈子”几个大字。
那时，龙舞刚刚从高中辍学，如今已离家打工了8年多，毫无专业技能的他一直在做普工。富士康的招工标准相当宽松，“从18到80，什么人都行”，但拒绝录用有纹身的人，因为有纹身者“爱打架，爱混社会”，而那里人口密集度极高，这大概增加了管理成本。
现在龙舞每个月的工资在三千块钱左右，基本工资两千出头，其他收入全靠加班费。富士康工作日加班有1.5倍时薪的加班费，节假日则是两到三倍。谈起过去疯狂加班、每周工作七天的日子，龙舞的语气中全是怀念。
在外界看来的“盘剥”与“压榨”，对他来说是挣钱的大好机会。他抱怨现在加班机会变少了，闲坐在网吧玩游戏的每一分钟本来都可以换算成加班费。加班时间是某种资源，每个月加班到80小时需要专门打申请，“不是人人都让加的”。
龙舞觉得富士康的工作不累，只是单纯的无聊，他比划着形容工作时的情境：“就这里动一下那里动一下……就像游戏一样，让你干这干那的”。他说只要麻痹自己“这是在玩游戏”，一天八到十个小时也就没那么难熬了。
他留出来的生活费里面囊括了吃饭、住宿、社交、抽烟、娱乐、还有逢年过节回家看看的旅费。提到娱乐，他说自己去过一两次海边，就在岸上看了看，“有个女的穿了比基尼”。
龙舞还记得自己刚“进社会”时特别好找工作，一个厂子接着一个厂子，每跳一次都能多拿几百块钱工资。可到了2013年底，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薪水停滞不动了。“拿到手里的钱好像是多了一点点，但是周围的花销多了好多”。
这也是许多普工都面临的职业困境，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工作经验和技能却无法得到有效提升；体力肯定会逐渐衰退，二十四五岁时的收入或许就是他们人生中的最高值。
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一股携带着财富的潮水就会从厂区流进观澜的每个角落，那就像一年一度古埃及人民期盼的尼罗河泛滥一样，钱从富士康董事会流进了所有人的口袋，滋润了所有人的生活。
这里似乎无法容纳任何需要“长期努力”的事业，人们对“成功”的耐心最多只能等一个月；“从这次发工资到下次发工资，就是一个周期，什么事的周期都是一个月”。
说到对未来的打算时，龙舞显得有些退缩，他舔着嘴唇笑了好几次，说琢磨这种事情“有点疯”。“种几亩田活到老，不就是这样。”他口气发狠，像是在对自己说话，“有什么想做的……想做又有什么用？”
“跳楼的都是神经病”
月初第一周，富士康的工资还没发，深圳整个观澜地区都正处于现金流的枯水期。年轻男人们像电线上的麻雀一般蹲在道路两侧，对着过往的女性评头论足。
1996年出生的小睢留着几乎完全遮住眼睛的发型，中专学数控的他是跟着校招来到观澜的，一直到确定进厂之前，他都没对父母说这事儿。
小睢的父母对他来富士康相当不满，他们指望着儿子继续读书，要么拿到学历，要么就跟着家里人做小生意。但小睢觉得读书读腻了，想看看工作是怎么回事，“结果也就这么回事儿”。
他每天上晚班，从晚上八点干到凌晨两点，工作内容跟数控“完全没关系”。这样的工作对他来说只是无聊，“反正打游戏也通宵，这个通宵还有工资”。
在富士康，小睢“享受”到了成年人的自由。除了上班时间之外没人管他，无论是玩游戏还是彻夜聊天——只要身体撑得住，只要工资够花，他做什么好像都没问题。他在观澜学会了许多新事物，比如抽烟，打CF，办信用卡。但他办完卡以后就“随手丢到哪里去了”，并不完全明白它背后的种种规则。
他喜欢新鲜有趣刺激的事儿，比如看科幻电影，虽然有些看不懂，“一大堆外国名字还有各种设定什么的，需要记住的东西太多了”。对于富士康，小睢最大的感想是“大家都差不多”。
他完全没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但似乎也没什么开心的事儿，这样的日子被他谨慎地总结为“比较幸福”。他觉得自己已经从厂区里学到了一点东西，“主要是关于怎么做人的”，等学到更多东西以后，或是自由够了以后，他就打算辞职回家，“不想老给人打工”。
“自杀”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连环跳楼事件恐怕是这个群体第一次被公众广泛关注，一段时间内，人们乐意探讨和窥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也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一定是生活困窘贫穷。但是，富士康的年轻人们面临的并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匮乏，而是心灵上的赤贫。
小睢当然听说过富士康有人自杀的事儿，他父母的不满有部分正是来自这些沸沸扬扬的新闻。但这位年轻人强调：“我过得可幸福了，跳楼的都是神经病”。他们认为会自杀的人是精神出了问题，而不是生活确实把人逼到了那一步。
两三个月乃至一年之后呢？小睢说他从没想过那么远的事情，“我爸妈也不知道那么远的事儿”。他一边偏头思考，一边慢慢地提出了一些模糊的想法，“回去找个人结婚，然后跟着我妈开店，去别的地方进进货……不行还可以回富士康打工嘛”。
深圳观澜地区聚集着超过二十万的富士康员工，他们中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普工，流水线线长基本上是他们晋升的顶点。普工几乎不可能转为“师级”干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磨损自己的脊椎，消耗自己的劳动力。
在娱乐方面，观澜的年轻人们只有几件事可做：要么KTV，要么玩牌，要么打游戏，要么就“去海边转转”。但他们去了也并不一定下水，只是坐在沙子上呼吸一会儿带腥味的空气。厂区外到处都是麻将馆和棋牌室，两张桌子就能支起一摊生意。到了月末，工人们的烟越抽越便宜，网吧消费者开始以5块钱为单位来充值。
流水线上机械化的劳动会让人变得麻木，有些人曾这样总结自己在富士康的生活：“每天下班回宿舍，就感觉自己又死了一点。其他感觉，什么都没了。”
纠结的年轻人
小磊和龙舞同岁，他戴副眼镜，穿白衬衫，看起来温文尔雅，工作是坐办公室搞设计。小磊拥有本科学历，在富士康，所有大学或大专毕业生入职之后就是“师级员工”，即管理者候选人。
黑黑瘦瘦的小梦穿着条纹T恤，“不戴眼镜的话我看起来就是个普工吧？”—— 确实如此。但正是眼镜，以及导致他戴上眼镜的那些读书时光，才将他与普工区分开来，流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在小磊和他的大学同学看来，富士康是座大学，“一般人就待两年，对这个行业入门也就走了”。富士康赖以自豪的流水线系统在国内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小磊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流水线设备。
他们的工作是处理一些机械暂时还无法完成的精密操作，比如耳机薄膜的贴合，而他们赚来的剩余价值则被投入到了与自己争夺工资的无人生产研发线里。
小磊对普工的生活几乎毫无所知，他最多只接触过由工人担任的“生产线长”。线长是所有普工中压力最大的，一边要对整条流水线的效率负责，另一方面又要“镇住”线上的几十位工人。“工资只多一点点，又不可能往上走，压力还大那么多”，小磊评价着，“有时候我都不理解他们干嘛要争这个做”。
小梦是湖北人，入职后就是师三级，工作主要是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纸。与小磊不同，小梦罕见地与一线普工保持着交流，他说这可能是因为自己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大好，比起高高在上的台湾干部来，普工令他觉得更亲切，他也试图追求过普工姑娘。
他曾经对普工们的静电工服感到吃惊：那些工服上装着不用钥匙就卸不下来的长长锁链，像是把工人们“锁在地上”，而线长和干部的静电环则是自由穿脱的。事后他才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外面有许多挂着“回收静电设备”广告的小商店，如果静电环不上锁，很可能几天内就全都“流通”出去了。
小梦是个有点纠结的年轻人，他说富士康最大的问题是“总希望你固定下来”，可他又觉得“自己总飘着不好，想赶紧稳定”。他批评普工们做事情只想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可他也承认想明天“好像确实没什么用”。
机箱上摆着的塑料小闹钟缓缓地转着，还有二十分钟小梦就要去上班了，他无精打采地点上了一支烟。
『本文刊载于《明周刊》总第76期，原标题为《在富士康的日子里》』
